这是一个事实，关于时间与遗忘的命题。
    所有人都知道，三个月的进修班，就是三个月的隔离。
    等他回来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    那个时候，那份报告已经发了，那些人已经处理了，那些事已经定性了。他再说什么，都是“事后质疑”，都是“不配合组织”，都是“老同志想不开”。
    他坐在书桌前，看着桌上那些材料。
    周明的举报信，陈锋的笔记，那张1988年的手绘底稿，小刘发来的信息，韩栋整理的股权穿透图。它们静静地躺在那儿，像一堆等待被点燃的干柴。
    可是，谁来点？
    小刘被调走了，张诚刚出来，苏晚还躲在那间小店里。他自己要去“学习”了。
    没有人了。
    他拿起那张手绘底稿，看着上面那九道淡墨勾勒的细线，看着右下角那个被反复涂抹却依然轮廓清晰的签名。
    三十二年了。
    这个人在画这些线的时候，想过三十二年后会有人找到它们吗？想过他的儿子，会用生命去追查这些东西吗？想过这一切，最终还是会被人用“学习”和“出国”轻轻盖住吗？
    他不知道。
    但他知道，他不会把这些东西交出去。
    不会交给那些人，不会让他们销毁，不会让它们变成一堆没用的废纸。
    他站起身，走到书架前，把那些材料收进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，然后塞进书架最深处，用几本厚厚的旧书挡住。
    做完这些，他站在书架前，看着那些书脊上褪色的字迹，看了很久。
    然后他转身，走回窗前。
    窗外，夕阳正在西沉，把半边天空染成一种沉郁的暗红色。远处的居民楼，在暮色中变成一片模糊的剪影。
    他想起儿子最后一次回家吃饭时的样子。
    疲惫，亢奋，眼睛里有一种光。他说：“爸，我可能找到了一条大鱼。”
    他当时说：“注意安全，别太冒进。”
    他后悔吗？
    后悔。
    后悔没有多问一句，后悔没有多看一眼，后悔没有拦住他，没有告诉他，那条鱼，也许太大了。
    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
    他只能等。
    等三个月后回来，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机会。
    夕阳沉入地平线，最后一抹余晖在天边缓缓消失。
    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，在夜色中闪烁，像无数只沉默的眼睛。
    那些眼睛里，有盯着他的，也有等着他的。
    他站在窗前，看着那些灯光，一动不动。
    夜色越来越深。
    城东那条深巷里，“老蔡豆浆”已经打烊了。卷帘门拉下来，里面还透出一点微弱的光。
    苏晚和张诚坐在店里，面前放着两碗凉透的豆浆，都没有喝。
    小刘的信息刚发来。
    “陈主席下周去党校学习，三个月。贾仁义要出国，招商考察。”
    苏晚看着那行字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    张诚也没有说话。
    店里很安静。只有后厨那个老冰箱发出的嗡嗡声，和窗外偶尔经过的脚步声。
    过了很久，苏晚开口。
    “三个月。”她说。
    张诚点了点头。
    “三个月。”
    苏晚看着他。
    “三个月后，还能查吗？”
    张诚沉默了一会儿。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但三个月后，那些人还在。那条河还在。那些东西还在。”
    他顿了顿。
    “只要还在，就能查。”
    苏晚低下头，看着面前那碗凉透的豆浆。
    她想起自己从泵房里爬出来的那个夜晚。那时候她以为自己死定了。后来她活下来了。活着，就有希望。
    现在也一样。
    三个月。不长不短。
    等。
    她端起那碗豆浆，喝了一口。
    很凉，有一点苦。
    像这个夜晚，像这条巷子，像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这一切。
    但她还是咽下去了。
    张诚看着她，忽然说了一句话。
    “苏晚，你知道吗，我在看守所里，最怕的不是死。”
    苏晚抬起头，看着他。
    “是忘了。”他说，“忘了自己是谁，忘了自己为什么进来，忘了那些在外面等着我的人。”
    他端起自己那碗豆浆，也喝了一口。
    “所以，我不会忘。你也不会忘。陈主席也不会忘。”
    他放下碗，看着窗外。
    “三个月后，咱们接着来。”
    窗外，夜色深沉。远处，那条看不见的河，还在静静地流淌。
    河底，那些东西还在。
    河岸上，那些人还在。
    等三个月。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机会。
    也许，所有人都在等。江州也似乎突然平静下来。
    这种平静，不是真的平静。是暴风雨来临之前，一种令人窒息的万物屏息的静。街上的人照样上班下班，菜市场照样讨价还价，学校门口的家长照样排队等着接孩子。没有人谈论那条河，没有人提起那个失踪的记者，没有人记得那些被带走的人。
    潺河也似乎突然宁静下来。
    河水还在流，灰蒙蒙的，看不出深浅。河面上偶尔漂过几片枯叶，几个塑料袋，慢慢悠悠，像什么心事都没有。河边那些曾经被挖开的砂石坑，已经被填平了。那些曾经被发现的排污口，已经封上了。那些曾经被拍摄的水下视频里的画面，已经不存在了。
    至少，从表面上看，不存在了。
    陈远山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。
    书桌上放着一份文件，封面上印着几个字：“因公牺牲人员审批表”。姓名那一栏，写着“陈锋”。后面还有几栏，家属意见、单位意见、主管部门意见，都空着。
    这份文件已经送来三天了。
    三天里，它被翻过几次，但一直没有签字。
    陈远山的态度只有一个理由。
    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
    儿子失踪二十多天了。河里打捞过，下游搜寻过，周边走访过。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尸体，没有遗物，没有任何可以证明死亡的东西。只有一份“因公牺牲”的审批表，等着他签字。
    他不签。
    不是因为不相信儿子已经死了。他知道，那种情况下，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但不签，是因为签了，就结束了。签了，儿子就变成档案里的一行字，变成抚恤金的一串数字，变成追悼会上的一张照片。签了，那些还没查完的事，就再也查不下去了。
    他不签。
    老伴站在门口，看着他。
    “老陈，”她说，“火车票订好了。明天早上八点。”
    陈远山点了点头。
    “东西收拾好了？”
    “收拾好了。”老伴走进来，站在他身边，看着窗外，“那个档案袋，你带吗？”
    陈远山沉默了几秒。
    “不带。”他说，“放在家里。锁在那个抽屉里。”
    老伴看着他。
    “你放心？”
    陈远山没有回答。
    放心吗？当然不放心。那些材料，是他这二十多天来所有的成果。周明的举报信，陈锋的笔记，那张1988年的手绘底稿，小刘发来的所有信息，韩栋整理的股权穿透图。这些东西，如果被人发现，如果被销毁，一切就真的结束了。
    但带在身上，更不安全。
    他转身，走到书柜前，打开那个带锁的抽屉。档案袋静静地躺在里面，像一具等待安葬的尸体。
    他看了很久。
    然后锁上抽屉，把钥匙放进老伴手里。
    “你拿着。”他说。
    老伴握紧那把钥匙，没有说话，眼泪却流淌了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