鞭炮轰鸣中，位于雅加达市中心的东方艺术展览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。
    这一座具备了浓烈东方山水园林气息的展览馆，从立项到落成，再到展品就位，全部时间加起来，也就是半年。
    陈平安带着家人，出现在了...
    骆开远没立刻回答，只是低头看着自己左手无名指上那道浅浅的旧疤——那是八年前在汕头码头扛麻包时被铁钩划的，皮肉翻卷，血流如注，可他咬着牙没哼一声，硬是把三车货卸完才去卫生所缝了七针。那会儿他刚进华润，连粤语都说不利索，听人喊“阿远”都得愣半秒才敢应声。如今西装笔挺坐在陈平安这间落地窗 overlooking 维港的办公室里，指尖无意识摩挲着那道疤，像在确认自己还活着，还清醒，还没被这浮华吞干净。
    “平安哥……”他喉结动了动，声音低而沉，“你真不怕我是个包袱？”
    陈平安把面前那份刚签完字的《南洋电子厂二期扩建协议》往旁边推了推，端起青花瓷杯吹了口气，茶面浮着几片碧螺春嫩芽。“包袱？”他笑了笑，眼尾微扬，“骆主任，去年华润在吉隆坡的化肥分销，七成渠道是我帮你铺的；前年你在曼谷谈不下的那家橡胶园，最后是林慈溪带着合同飞过去签的；上个月，你替我拦下三波想借‘爱国商人’旗号来套情报的‘老同学’——这些事，哪件不是实打实的骨头？你要是包袱，我这满屋子红木家具怕是早被虫蛀空了。”
    骆开远怔住，随即苦笑摇头：“你连这个都知道？”
    “我不用知道。”陈平安放下杯子，指尖在桌面轻叩两下，像敲一段无声的鼓点，“我只看结果。你在华润干十年，账目清、人脉稳、嘴严实——这种人，放哪儿都是金子。至于你心里那杆秤……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骆开远西装内袋露出半截的蓝布笔记本边角，“我从来不管别人心里称什么，只要它不歪向我的船舷。”
    窗外，一只灰鸽掠过玻璃，翅尖擦出细微嗡鸣。骆开远忽然想起三年前暴雨夜，他在荃湾码头仓库发现一箱被海水泡胀的精密仪表零件，外包装印着“中南局仪器处监制”，内衬却夹着张泛黄的《人民日报》剪报，标题是《我国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试制成功》。他当时没上报，悄悄找了个老师傅用桐油纸重裹三层，再塞进陈平安要运往新加坡的货柜夹层。事后陈平安只问了一句：“师傅姓陈？”
    “嗯。”
    “给他加三百块工钱。”
    就这么简单。没有追问，没有试探，更没提什么“立场”“觉悟”“大局”。陈平安接住的从来不是某个身份，而是那个身份背后实实在在的手腕与分寸。
    “你让我想三天。”骆开远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，“但有句话我得先说清楚——我不是来投奔你的。”
    陈平安挑眉：“哦？”
    “我是来……赎债的。”骆开远直视着他，目光像淬过火的钢，“当年在湛江，你替我顶了那口黑锅。海关查出三吨白糖里混着两百公斤工业盐，按条例该判七年。你拿了张假单据，说是新会糖厂的滞销品，又塞给稽查队长一叠港币，把案子压成了‘标签误贴’。”他停顿片刻，喉结剧烈滚动，“可你不知道，那批盐……是我亲手掺进去的。”
    陈平安端茶的手没抖一下，茶汤澄澈如镜，映出他平静的眼瞳：“然后呢？”
    “然后我升了副科长，调去了广州。你蹲了三个月看守所，出来时左耳听力掉了三成。”骆开远从公文包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推到陈平安面前，“这里面是当年所有经手人的名字、地址、银行流水——包括那个稽查队长现在在九龙城寨开当铺的铺号。还有……”他声音忽然绷紧，“你妈临终前托人捎给你的东西。”
    陈平安的手指猛地一顿。
    信封被缓缓打开。没有遗书，没有照片，只有一小撮灰白头发用红线仔细捆着，下面压着张药房收据：1972年4月17日，镇静剂，五毛三分。背面用铅笔写着两行小字：“别怪医生，是她自己撕了病历。说要等你回来，看一眼就行。”
    陈平安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窗外维港的灯火明明灭灭，倒映在他瞳孔里，像两簇将熄未熄的火苗。他没碰那撮头发，只把信封合上，轻轻推回骆开远面前：“烧了。”
    “什么？”
    “烧了。”陈平安的声音很轻，却像铁锤砸在青砖上，“连灰一起，撒进海里。”
    骆开远张了张嘴，终究没说话。他忽然明白了陈平安为什么能活到现在——这人把所有软肋都锻成了刀锋，连母亲咽气前的最后一口气，都碾碎了喂进自己的野心里。
    “平安哥……”骆开远嗓音发紧，“你到底图什么？”
    陈平安拉开抽屉，取出一本硬壳册子。深蓝色封皮，烫金“港九机械工会1973年度技工考核记录”字样已有些褪色。他翻开第一页，指着其中一行：“你看这个。”
    骆开远凑近，只见那页赫然写着：**陈平安，钳工三级，考核成绩：98.5分（理论满分，实操扣1.5分：螺纹攻丝深度偏差0.1mm）**。日期是1973年8月12日，盖着鲜红的工会钢印。
    “那时候我每天在油污里摸爬八小时，手指被砂轮割开二十多道口子，就为攒够钱买台二手万用表。”陈平安指尖划过那行字，像抚过一道旧伤，“后来我买了表，也买了厂，买了楼，买了整条街的灯——可半夜醒来，耳朵里还是灌着车床的轰鸣，掌心全是铁屑扎出来的红点。”
    他合上册子，抬眼望向骆开远：“图什么？图个痛快。图个不用再看人眼色就能把扳手砸在桌上；图个工人涨工资时，老板不敢偷偷克扣五毛钱；图个……”他忽然笑了一下，眼角细纹舒展，“图个以后我儿子学钳工，考不过98.5分，我就拿这本册子拍他脑门。”
    骆开远愣住，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，笑得眼眶发红：“你他妈真是……”
    “真是个俗人。”陈平安接上话，把册子锁回抽屉，“所以骆主任，别跟我扯什么赎罪。你要真想还，就帮我干件俗事——下个月，港府要搞‘青年技工振兴计划’，招三百个学徒。我要你把华润这些年淘汰的旧机床全捐出来，再把那批在葵涌码头扛了二十年麻包的老伙计请来当师傅。”
    “为什么是他们？”
    “因为他们在水泥地上教徒弟时，从不骂人‘蠢’，只会说‘手再往下压半寸’。”陈平安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指着远处灯火通明的造船厂，“看见没？那边今晚在焊‘东方红三号’的龙骨。焊枪温度三千度，可焊缝误差不能超0.05毫米——差一根头发丝，整条船就得沉。”
    他转身，目光如钉：“骆开远，我不要你当圣人。我要你当个焊工，把该咬住的焊缝，一毫米一毫米地咬死。”
    沉默在房间里蔓延。只有挂钟秒针行走的微响，嗒、嗒、嗒，像在丈量某种不可逆转的进程。
    骆开远忽然解开西装最上面一颗纽扣，从衬衫内袋掏出一枚黄铜齿轮。边缘已被磨得温润发亮，齿槽里嵌着洗不净的暗褐色油垢。
    “这是1969年，我在佛山柴油机厂实习时做的第一件成品。”他把它放在陈平安手心，金属冰凉，“师傅说，好齿轮咬得住力，坏齿轮……咬住的是自己的命。”
    陈平安掂了掂，齿轮沉甸甸的，压得掌心微微发麻。
    “明天上午九点，”骆开远站起身，整理领带，“我带人把葵涌码头那批老师傅的名单送来。顺便……”他顿了顿，从公文包夹层抽出一张折叠的报纸，展开后是今早《星岛日报》头版：《港府宣布成立“最低收入指导委员会”，首任主席由劳工界代表陈志明先生担任》，配图是位戴圆框眼镜、笑容和善的中年人。
    “这个人，”骆开远指尖点着照片，“昨天晚上，刚和吕三桥的遗孀共进晚餐。”
    陈平安没看照片，只盯着那枚齿轮。齿尖一道细微裂痕，在顶灯下泛着幽微的光。
    “知道了。”他把齿轮放进西装内袋，位置正对着心脏，“告诉陈志明先生，节气最近缺个会计。”
    骆开远一怔，随即明白过来，嘴角勾起一抹冷峭的弧度：“他账本里，吕三桥的钱，够买十艘渔船。”
    “那就让他去数鱼鳞。”陈平安走向门口，手搭在黄铜门把手上，忽然停住，“对了，你那蓝布笔记本……第三页，夹着的火车票根，别弄丢了。”
    骆开远全身一僵，血液瞬间冲上头顶。那张1971年广州至深圳的硬座票根，是他偷偷送母亲骨灰回乡时买的——票面日期被钢笔重重涂改过，实际出发日比登记日早了整整三天。
    陈平安没回头，只留下一句轻飘飘的话：“有些债，烧了可惜。不如……留着生锈。”
    门关上的刹那，骆开远跌坐进沙发，手指深深掐进掌心。窗外维港的灯火汹涌流淌，像一条熔金的河。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潮汕老家，老人说真正的铁匠不会哭——眼泪掉进炉火，会炸出毒烟。
    而陈平安，早已把自己炼成了那座炉。
    同一时刻，九龙城寨深处，一盏煤油灯在霉斑密布的墙壁上投下巨大晃动的影子。两个戴白露面具的年轻人正围着张瘸腿方桌，桌上摊着三样东西：半张烧焦的账本残页、一枚染血的铜钱、还有一小撮混着泥沙的灰白头发。
    “哥，真烧？”矮个子用火柴燎着账本边角，火苗舔舐纸页，发出细微的噼啪声。
    高个子盯着那撮头发，忽然伸手捻起一点灰烬，凑到鼻下嗅了嗅：“没烧透。有股……药味。”
    矮个子手一抖，火苗窜高，险些燎着眉毛：“药味？妈的，该不会是……”
    “嘘！”高个子猛地按住他手腕，目光如电射向门口。门缝底下，一道极细的暗影正无声滑过，像条冰冷的蛇。
    两人屏住呼吸，直到那暗影彻底消失在潮湿的走廊尽头。矮个子才抹了把冷汗，压低嗓子：“白露大佬……真神了。”
    高个子没应声，只默默把那撮头发重新包好，塞进贴身衣袋。煤油灯火焰忽然爆开一朵灯花，“啪”地轻响，映得他眼中两点寒光，锐利如未出鞘的刀。
    维港之上，一艘货轮正鸣笛启航。汽笛声悠长而苍凉，劈开浓稠的夜雾，驶向东方微白的天际线。